德国作为捐助大国，团体和个人每年捐款额在30-50亿欧元之间。有两家独立机构专门负责监督善款，通过审查的机构了获得勋章。若被查出违规，审查机构将毫不手软。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德国委员会曾因此撞枪口。2008年，审查机构发现其自2005年起向募捐广告商支付回扣。此组织一直持有的“捐助勋章”被无情收回，导致其在民间信誉一落千丈，其主席和经营主管都因难以承受外界指责而引咎辞职。

相反，在中国，监管机构多带有官方背景。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审计署负责监督其财务；第三方评估机构多是民政部门发起或以民政部门主导，纯民间的监管机构则根本没有。

监管缺位则信息不透明，在去年一项研究中，中国基金会透明指数全行业得分仅为52.41分，不及总分129.4分一半。

美慈善机构严格自律：“红榜白榜”年年评；中国机构可“自由作恶”

美国有严密的慈善机构自律协会，每年进行行业评级，按信誉等级分为4星到无星，同时提供各个标准下的TOP10排行榜，其中不少是“差评榜”，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行等。还有网站供捐助人随意调阅各慈善机构的评级、资质的详细情况。

美国人直至今日仍记得美国红十字会在二战中向民众提供有偿食物丑闻，任何滥用善款的行为都会始终钉在“耻辱柱”上，当事人从此再难翻身。

中国慈善业则从无此类评估机制，以致自由“作恶”，丑闻不断。

2011年，媒体公布资产规模近30亿的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一手以慈善之名集资，一手通过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投资、放贷。当时河南省统战部、民政厅等多部门声称介入调查，但结果却从未向民众公布，此事即不了了之。

2012年，红会仁爱基金向一家大型国企捐助了万辆自行车，结果这些自行车质量奇差，“骑两下就爆胎”。除赠物劣质之外，红会向企业主动捐赠，又不要收据，让人不得不怀疑款项如何上账。

欧美组织善款去向笔笔清晰：中国无处可查

2008年，一位留学生在美国校园为汶川地震组织募捐，筹得数千美元，所得款项均捐与中国红十字。事后，中美学生对其捐款去向的关心程度截然不同。不少美国学生发来邮件询问捐款去处，当得知中国红十字无捐款走向查询功能时，异常震惊，因为公布捐款走向是对捐款人的基本责任与尊重。

在美国红十字网站，最醒目的一栏是GOVERNENCE(治理)，公开长达数百页开支明细的财务和审计报告，全部更新至最近一年。捐款之后，捐款人可自行选择捐款去向，如军人及家属、非洲人道主义等等。

英国慈善组织也是全裸于天下，必须定期“晒出”家底，包括固定资产总额和善款的使用情况。

中国约有75%的慈善组织完全不披露或仅少量披露信息。不仅是红会，以往的慈善募捐活动中，都没有形成信息公开制度，民众自然无途径得知。2010年，浙江湖州查出有4名干部合谋私吞汶川地震捐款62万元。

郭美美事件引发国内红十字会信誉危机之后，红十字会的捐赠查询平台匆忙上线。但平台数据混乱，信息基本无效，如成龙的捐款为连续几次的1分钱，玉树地震两家援建医院造价相差高达5倍。

据港媒近日报道，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后，四川收到政府和民间的捐款后出现捐款过剩的问题，数以十亿记以上的捐款要由省政府“找理由”花掉。

美国慈善机构公司化运营；中国慈善业基本官方垄断

美国并无官办慈善机构，民间慈善机构多达190万个，竞争激烈。一般均采用公司化运营模式，决策权在董事会，其成员必须把机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中国成世界上罕有的政府能够支配民间捐赠的国家，慈善机构门槛太高，审批手续繁杂。在2011年7月前，内地民间慈善组织必须“挂靠”政府部门名下，接受官方领导。内地正式注册的慈善基金会目前只有几百家，而挂靠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名下的“专属基金计划”一共有四十个。

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受此前众多丑闻影响，红会的筹款能力远逊于民间机构壹基金等。有红会官员最近发表高论：作为副部级单位，红会是政府工作领域的助手，不能去官方化，如果级别高点能发挥更好的作用。